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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洁能源的发展绝不是一场简单的产业投资。面对清洁能源的国际合作，能否掌握自主研发的核心能力，关乎后危机时代中国在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的国际地位

　　清洁能源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跑马圈地竞相上演，由此带来的国际合作方兴未艾，中国正在构成其中的关键一环。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美国商务部部长骆家辉及其随行的24家清洁能源相关技术领域的公司在中国的“促销”活动，告诉人们这样一个命题：清洁能源的合作，将成为未来中美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内容。

　　美国的高调之举事关三方，中国、美国，以及未来将在中国清洁能源市场上角逐的其他经济体，包括欧洲、日本和部分新兴国家。

　　角逐者们的资金正在跃跃欲试，他们的技术开放则“犹抱琵琶半遮面”。一个统一的认知已不约而同地达成：中国的清洁能源投资增长迅猛，将成为未来最大的清洁能源国家之一；谁能与中国最密切合作，谁就将在全球领先。

　　骆家辉“促销团”离开中国不到两周的时间里，中国的政界、商界、媒体界几乎陷入了一场要求美国放松技术管制的舆论盛宴。但少数的冷静者正在质疑：这是否已经陷入了一个误区？引入高端技术，开放市场需求，是否可以带来这一新兴产业在中国的真正发展？

　　中国与国外的清洁能源合作已有多年，但从未像现在这样广受关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清洁能源的国际合作开始大举提速。

　　“未来，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存在巨大刚性需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一语道出美国为何直接选取这一市场向中国发力的根本原因。

　　如果不是这场金融危机将全球泡沫经济从钢丝绳上颠覆下来，中美两国都将依赖原有的经济增长路径继续享受不平衡的繁荣——中国依靠外需拉动和过热投资，美国依靠金融创新和虚高的房地产市场。

　　“危机促使美国寻找新经济增长点的任务变得尤为迫切。经济回归实体，是其面对的长期命题。”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对记者表示。

　　回归实体的支点在哪里？一定不是传统产业。早经历了产业升级的发达国家回归传统制造业已无可能，在成本和价格的竞争中所处地位与中国亦不可同日而语。

　　而在环境保护、气候变暖等占据道德制高点的话题所组建的国际话语权框架之下，在新兴产业上具有先发优势、丰厚财力和人才储备的美欧等经济体，将“市场”定位为新一轮经济增长能否实现的关键变量。

　　哪里有足够扩容的市场，哪里就是发力的重点。“中国清洁能源市场就是这样一个领域。充满刚性需求、而且还在不断扩大，在这些经济体看来稳赚不赔。”查道炯说。

　　中国对清洁能源的刚性需求存在多方面支撑。中国出于环境保护、国民健康和对国际社会负责作出的减排承诺，为清洁能源产品、设备和技术带来了稳定的需求空间。美国商务部预计，到2020年中国清洁能源市场将达到1000亿美元。而中国2020年实现单位GDP碳排放量比2005年降低40%-45%的目标，显然不是一个终点。

　　这意味着传统能源的减排和替代能源的上马都将拥有更大蛋糕，且与中国经济增长紧密绑定。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产生更多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会使清洁能源可为的空间不断扩容。

　　中国对清洁能源需求不断增长的另一个支撑，来自于全球流动性的泛滥。金融危机前世界主要经济体长期的超宽松货币政策，以及危机后的大举救市措施，使得当下的国际经济进入了货币泛滥时期。货币贬值会成为大趋势，带来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扬，这使得传统工业发展的成本会长期处于高位。

　　“这将造成未来多年依靠传统能源维持的实体经济增长负担加重，从而使得企业在成本的驱使下寻找可替代的清洁能源。”刘煜辉说，“从这个角度看，国际市场环境对发达国家推广清洁能源实在很有利。”

　　外国企业和政府高调唱响清洁能源的合作、紧密布局中国市场，除了巨大的增长潜能，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缺失在清洁能源核心、高端技术上的自主研发。

　　“这使得国外企业较少遭遇本土企业的有力竞争。”查道炯说，“初入中国市场时的宣传推广就像一场促销，促销的背后是希望长期占领市场，推行他的标准，引入他的游戏规则。”

　　目前谈及清洁能源，市场上有两种矛盾的声音。一种声音强调发展迅猛，甚至造成产能过剩；另一种声音则认为清洁能源刚刚起步，大片空白。

　　“实则是结构性的过剩与空白。低端产品和技术过剩，高端产品技术有很多缺失。”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对记者表示。中国在农家式小太阳能遍地开花的同时，是关乎区域发展战略的大型清洁能源项目缺乏自有技术支撑，不得不引进外国的产品、设备和科研力量。

　　例如，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统计显示，核能发电占世界总电力的比例约为16%，法国则高达80%。“而中国最新的规划是在5年内达到5%。”孙哲说，“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再建十几个新的核电厂。”

　　这种局势，也一定程度上暗合了美欧希望在中国新一轮区域开发和战略产业发展中分得一杯羹的规划。

　　结构性过剩带来清洁能源产业重复“中国制造”的风险。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室主任姜克隽对记者表示，虽然在风电、太阳能、光伏电池等领域的中国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但往往是委托欧洲或美国企业开发和设计的，真正的研发环节仍然缺失。

　　目前，风电、多晶硅等行业已被列入过剩产能的行列，这不仅是低端产能投资过度的问题，还带来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模式的质疑。标准设计和技术研发从国外引进，国内发挥传统资源、廉价劳动力等优势，产品部分卖给中国市场，同时又大量直接卖向美欧。

　　一些专家说，这种情况不免令人联想到传统的加工贸易，两头在外，企业提供廉价的资源，同时留下污染。

　　直接向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转移清洁能源制造业，成为一些美国企业的选择。一家名为“好工作第一”的美国智库今年早些时候的统计显示，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实施的先进能源制造抵税计划惠及90家主要来自风能和太阳能的美国公司，其中有23家企业获得4.58亿美元抵税款，他们在中国、印度和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国家拥有投资项目，将海外市场重点放在了低附加值的生产上。

　　自主研发缺失的背景下，中国市场对能否引入高端前沿技术尤为关注，这从热衷于探讨美国出口管制的舆论中可见一斑。

　　中国的市场放开与美国的技术出口放开，似乎成为了这场合作中双方博弈的关键筹码。一旦筹码成交，一场以市场换技术的浪潮又将再度上演。中国很可能再度陷入不断购买美欧过时知识产权的怪圈。

　　查道炯认为，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国纷纷看准中国市场的潜在空间培育核心技术的时候，中国将博弈的重点放在如何引入技术上，这将使中国的清洁能源企业在未来市场竞争中丧失定价权和话语权。

　　如果说已有技术的买卖是摆在桌面上的算盘，那么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是，清洁能源领域基础性研究正在经历一场看不见的博弈，其发展可能将在未来几年引领一场新的技术革命，从而改变一国工业体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

　　业界人士认为，这远不是一场产业投资升级，而是一场基础科研原始创新能力的竞赛，决定了一国在下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处于何种地位。

　　“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这些技术中的大部分目前都藏在美国的实验室里，获得财政大力投入。”姜克隽说。

　　而用5~8秒充满一个手机、5~8分钟充满一台电动汽车的充电电池技术，已经走出美国实验室，开始了小批量生产适用。这些核心技术的研发能力给一国经济带来的“华丽转身”，远不是投资拉动GDP增量那样简单而粗放。

　　有专家认为，各级政府的GDP激励模式和由此带来的特殊利益格局，成为清洁能源缺乏自主研发动力的主要原因。大部分前沿技术在基础研究阶段面临研发风险，市场前景不可测，从刺激短期经济增速的角度看，这种投入实属“费力不讨好”。

　　“目前中国政府对技术研究开发的资金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这种局面有望在2020年2025年得到扭转，届时投入将赶上美国。”姜克隽表示，“大量基础科研领域的创新成果将有望从中国实验室诞生。”6686体育平台